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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質押標的問題研究

時間: 2018-10-07 21:20:22 來源: 中國法學網  網友評論 0
  • 修訂后的《應收賬款質押登記辦法》對應收賬款定義及種類均作出了調整。應當允許以附有禁止讓與條款的應收賬款出質,應收賬款債權人需承擔出質可能對應收賬款債務人造成的損失。

作者:姚 偞

來源:中國法學網


修訂后的《應收賬款質押登記辦法》對應收賬款定義及種類均作出了調整。應當允許以附有禁止讓與條款的應收賬款出質,應收賬款債權人需承擔出質可能對應收賬款債務人造成的損失。


不應對學校、醫院等公益單位應收賬款出質作過多限制。基建項目收益權因其自身存在特殊性,在納入應收賬款的同時還應當解決登記機構雜亂、不宜通過拍賣、變賣方式實現質權等問題。


一、應收賬款定義的修訂 


雖然早在2002年司法部頒布的《公證機構辦理抵押公證辦法》第18條就曾規定應收賬款可以作為擔保標的,[1]但應收賬款正式作為法律概念出現則是在2007年頒布實施的《物權法》當中,該法第223條所列舉的可以出質的權利中囊括了應收賬款。然而《物權法》只是將應收賬款作為可以質押的權利之一收錄其中,并未對應收賬款的定義及適格客體的范圍進行詳細界定。就此,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根據《物權法》第228條的授權,[2]于2007年9月30日發布了《應收賬款質押登記辦法》(以下簡稱《登記辦法》),其第4條對應收賬款作出了詳細的解釋,將應收賬款定義為金錢債權及其產生的收益,且不僅包括現有的應收賬款,還可以將未來的應收賬款作為質押標的。同時還通過例舉的方式列明了五類可以作為應收賬款質押標的的權利類型。


盡管如此,通過廣泛檢索司法案例卻不難發現,在實踐中已經出現了各類并未涵蓋在《登記辦法》中的權利類型。如在北京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長沙分行訴湖南三屹數碼科技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中,法院認為案中的質押標的中央財政補貼資金類似于應收賬款,并以《登記辦法》第4條作為裁判依據認定案中設立的質權有效;[3]在福建海峽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五一支行訴長樂亞新污水處理有限公司、福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中,法院判定用于質押的污水處理收益權屬于應收賬款;[4]在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行與佛山市白秀貿易有限公司等人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中,法院認定案中所涉的出口退稅質押屬于權利質押中的應收賬款質押;[5]在珠海經濟特區騰輝發展有限公司、珠海市同裕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等與何強股權轉讓糾紛案中,法院認為可以將轉讓股權的收益視作合法的應收賬款質押標的;[6]等等。可見,在歷經數年實踐后,中國的應收賬款融資業務取得了迅速的發展,實踐中用來質押融資的應收賬款類型亦逐漸豐富多樣。與此相應,銀行、保理公司等機構對擴大《登記辦法》中規定的應收賬款范圍的需求也愈漸強烈。進一步完善《登記辦法》中應收賬款的定義及范圍,規范應收賬款質押業務成為了立法部門的當務之急。


針對上述實踐中的情況,為了適應應收賬款融資業務的發展,更好地提供應收賬款融資登記服務,中國人民銀行于2017年10月25日發布并自2017年12月1日起施行新修訂的《應收賬款質押登記辦法》。該《登記辦法》第2條明確規定:“本辦法所稱應收賬款是指權利人因提供一定的貨物、服務或設施而獲得的要求義務人付款的權利以及依法享有的其他付款請求權,包括現有的和未來的金錢債權,但不包括因票據或其他有價證券而產生的付款請求權,以及法律、行政法規禁止轉讓的付款請求權。”該條同時還以列舉的方式明確:“本辦法所稱的應收賬款包括下列權利:(一)銷售、出租產生的債權,包括銷售貨物,供應水、電、氣、暖,知識產權的許可使用,出租動產或不動產等;(二)提供醫療、教育、旅游等服務或勞務產生的債權;(三)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環境保護、市政工程等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項目收益權;(四)提供貸款或其他信用活動產生的債權;(五)其他以合同為基礎的具有金錢給付內容的債權。”相比舊的《登記辦法》而言,此次修訂后的這一條款的明顯變化在于,一是增加了兜底條款,即在定義部分增加了“依法享有的其他付款請求權”;并在列舉部分增加“其他以合同為基礎的具有金錢給付內容的債權”。二是將“提供服務產生的債權”細化為“提供醫療、教育、旅游等服務或勞務產生的債權”;三是將“公路、橋梁、隧道、渡口等不動產收費權”重整為“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環境保護、市政工程等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項目收益權”。上述改變,順應了應收賬款已被廣泛用作融資擔保工具這一經濟發展的趨勢,無疑將會對金融機構應收賬款質押融資業務的創新需要和相關法學理論研究產生影響,本文以下將結合這一修訂進行相關問題的進一步思考。


二、合同約定不得轉讓的債權能否作為應收賬款質押標的


《登記辦法》在定義部分增加“依法享有的其他付款請求權”的同時,明確排除因票據或其他有價證券而產生的付款請求權以及法律、行政法規禁止轉讓的付款請求權。與修訂前的《登記辦法》相比,這一修訂明確排除了不能作為應收賬款質押標的的權利類型,明確指出法律、行政法規禁止轉讓的付款請求權不能作為應收賬款質押標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列舉部分增加了“其他以合同為基礎的具有金錢給付內容的債權”。這對于擴大當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圍,增加可設質的債權的種類,進一步適應應收賬款質押業務迅猛發展的現實需求,無疑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作為會計學術語的“應收賬款”在《物權法》上得以確立,與立法機關在制定《物權法》時對實踐中生長的新類型權利不易確認和把握的擔心,以及對擔保交易風險的關注有關。[7]但究其實質,所謂應收賬款質押,其實就是一種一般債權質權。從鼓勵交易、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目的看,法律應當允許債權人的轉讓行為。[8]我國《合同法》第79條為此也對合同權利的轉讓做出了認可。問題在于,依據合同自由的原則,應收賬款之債的當事人雙方既可以依法轉讓其在合同中享有的權利,也可以在合同中設置禁止債權讓與條款,即通過合同條款約定禁止向任何人轉讓或僅能向特定的人轉讓。對于此類條款效力的承認與否,于應收賬款質押的實際運用至關重大。應收賬款的可轉讓性可謂是其可以作為適格出質標的的首要條件和特征,如果法律上承認禁止讓與條款的效力,認為附有禁止讓與條款的應收賬款是不可轉讓的,該類應收賬款自然也就不成其為適格的質押客體。即便用于出質,在實現質權時也極有可能出現應收賬款債務人以禁止讓與條款進行抗辯而拒絕向質權人付款的情形,從而導致質權無法實現。我國《合同法》第79條也規定,債權人可以將合同的權利全部或者部分轉讓給第三人,但有三種情形除外,“按照當事人約定不得轉讓的”即為其中一種情形。因此,僅就債權讓與而言,可以認為我國法律上是承認禁止讓與條款的效力的。那么是否應當認為禁止讓與的應收賬款基于當事人之間不能轉讓的約定而不得作為適格的質押標的呢?


(一)相關立法例


首先來看相關的國際公約。通過檢索可以看出,至少在金錢債權轉讓或擔保的領域內,各類國際公約幾乎普遍的做法是否定禁止讓與條款的效力的。例如《國際保理公約》(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的第6條第1款規定:“盡管供應商和債務人之間訂有禁止轉讓應收賬款的任何協議,供應商向保理商進行的應收賬款轉讓仍然有效。”;《國際商事合同通則》(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簡稱PICC )第9.1.9條規定:“盡管讓與人和債務人之間存在限制或禁止轉讓的協議,請求金錢支付權利的轉讓仍然具有效力。但是,讓與人可能因此向債務人承擔違約責任。”;《聯合國國際貿易應收款轉讓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Assignment of Receivabl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第9條第1款也明確指出:“初始讓與人或任何后續讓與人和債務人或任何后續受讓人之間以任何形式限制讓與人轉讓權的任何協議,都不影響應收款轉讓的有效性。”


其次,考察世界各國的相關立法。以較為典型的德國、日本、法國及美國關于禁止讓與條款效力的規定來看,態度并不相同,反映出了各國在保護當事人利益和促進商事交易之間不同的價值取向。


《德國民法典》第399條明確規定:“非經變更其內容便不能對原債權人之外的第三人履行給付,或者因與債務人約定不得讓與的債權,不得讓與。”此規定受到了德國學者的批評,學者們普遍認為禁止讓與的約定違背了善良風俗,規定其有效在實踐中產生了很大困難,嚴重阻礙了以債權讓與或擔保進行融資的業務的開展。[9]面對反對的聲音,立法者最終在1994年修訂了《德國商法典》,其中第354a條對《民法典》第399條做了重大變更,具體內容是:“如果某金錢債權的讓與已經通過債務人的商議依照《民法典》第399條而排除,并且設定此債權的法律行為對雙方均系商行為,或者債務人系公法人或公法特別財產,則有關讓與有效。但債務人可以對原債權人給付,并具有免責的效力。對此的另行約定無效。”依照法律起草者的意圖,將通過該條第一句的規定使債權所有人不再承受以上不利益,同時通過該條規定“不限制地保護債務人能夠自身不出現在變動的債權人面前,并保持與遠債權人的結算及支付約定的利益。”[10]如果債務人利用了自己的這一權利依舊選擇向讓與人支付的話,則依照《德國民法典》第816條第2款的規定,讓與人有義務向債權讓與后的真正權利人——受讓人返還其所得。[11]上述德國法從對禁止讓與條款完全承認到在商事交易上作出讓步的改變體現出對于促進商事交易的積極態度。第354a條創造了一個讓與絕對有效和債務人廣泛保護的新型結合。[12]《德國商法典》作出的這一修訂雖有所變通,但仍存在問題:第一,在債務人仍可向原債權人給付并具有免責效力的規定之下,法律上并沒有真正的否定禁止讓與條款的效力。雖然受讓人依法律規定享有向讓與人主張返還其所得的權利,但是對于受讓人來說此過程依然存在風險;第二,《商法典》第354a條僅適用于商法領域,對讓與人的商人身份的強制性要求導致此處存在一個非常明顯的對商人企業和非商人企業不同對待的價值矛盾。例如,建筑企業主可以被第354a條保護,而建筑設計師就不可以針對其債務人。[13]此外,像自由職業者和小營業經營者均不在此列,就其適用范圍而言未免局促。


以日本法的規定為代表所體現出來的做法,體現的是一種折中平衡的思路。日本承認禁止讓與條款的效力,但同時規定該效力對善意第三人無效。依《日本民法典》第343條和第466條第2款的規定,有轉讓禁止條款的債權不能成為質權的標的,但是禁止條款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14]我國臺灣地區關于禁止讓與條款的規定與日本民法態度一致:“此類債權非性質上不得讓與或法律禁止之讓與,但當事人既以契約禁止讓與,法律自應尊重其意思,故此種債權不具讓與性,遂不得設定質權。但不得讓與之約定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是以若有第三人不知有此項特約存在,而就此種債權出質的,仍然有效。”[15]此種立法模式顯然力圖平衡法律關系各方當事人之間的利益,但是問題在于,在實踐中通過判斷質權人是否為善意來決定讓與的效力是存在一定的障礙的。因為善惡之界定本就具有很強的主觀性,質權人要如何證明自己是善意的并非易事。因此在此種立法模式下,受讓人為了避免麻煩,便會對合同進行詳細的核查以確認不存在禁止讓與條款。如此一來,對抗善意第三人的制度設計即失去了意義,質權人在審查合同上花費的精力并沒有因為這一制度的存在而減少。


以法國和美國為代表的立法例則更多地表現出對于商事活動中的經濟利益的考慮,由此認為締約雙方之間訂立的不得讓與的約定對第三人無效。《法國民法典》第1598條規定:“一切屬于商業范圍內的物品,除法律特別禁止讓與者,均為買賣之標的。”法國最高法院還曾于2000年作出一個重要判例強調,由于受讓人不是禁止讓與約定的當事人,因此不受該約定的約束,受讓人享有請求債務人履行的權利。[16]美國對于禁止轉讓條款的態度則經歷了從有效到無效的轉變。美國《統一商法典》出于對商業自由與效率的推崇,明確規定了某些禁止讓與條款不產生效力。依法典第9編第406條規定,禁止、限制應收賬款讓與的約定都是無效的,禁止、限制應收賬款之上有效成立、實行擔保物權的法律規定一般也是無效的。[17]同時還明確規定對禁止讓與條款的違反不會引起任何違約責任,債務人也沒有解除合同的權利。法國和美國法上完全否定禁止讓與條款效力的做法無疑滿足了經濟領域中對于保障金錢流通性和信貸便捷性的要求;但是美國《統一商法典》的上述規定難免過于極端,在否定當事人禁止讓與條款約定的情況下也未賦予當事人請求損害賠償的權利,完全沒有尊重當事人的意志自由,使得合同自由原則失去意義,也難免遭受詬病。


(二)筆者觀點


參考上述各國的立法模式并結合我國自身情況,筆者認為,應當允許附有禁止讓與條款的應收賬款出質,但應收賬款債務人由于應收賬款讓與而受到損失的,可以請求出質人對其進行賠償。


首先,就應收賬款質權的實現機制而言,應收賬款質權之實現并不會直接導致債權讓與的發生。依我國《物權法》,應收賬款質權的實現應適用動產質權中的一般換價方法。但是,由于應收賬款債權在性質上為請求權,債權價格的確定在實踐中存在操作上的困難,因此通過拍賣、變賣或協議折價的方式實現質權在實踐中的運用并不多,很多國家和地區的立法都更加認可對債權質權實行質權人的直接收取權。[18]在此種實現方式下,質權人向應收賬款債務人行使直接收取權并非將應收賬款的所有權直接轉為質權人所有,質權人僅是在應收賬款債務人的債務范圍內行使優先受償的權利。正是由于質權人并沒有直接將債權歸為己有,并未取代出質人的債權人地位,所以質權人僅僅享有“收取債權”的程序性權利,而不享有處分權利。[19]實踐中,質權人通常會要求出質人在指定銀行開設賬戶,并通過控制出質人賬戶的方式達到保障交易安全的目的。對于應收賬款債權請求權來說,作為一種單純給付金錢的行為,改變付款賬戶并非債權人發生變化,通常情形下不會對應收賬款債務人造成實質性影響。即使存在由于付款賬戶或方式變化而給債務人造成損害的情形,也可以通過立法賦予債權人向出質人請求賠償的權利來彌補其遭受的損失。


其次,對融資條件作過多限制不利于企業發展,進而會阻礙經濟增長。特別是對于本就存在融資困境的中小企業來說,能夠用以融資的擔保客體本就有限,若再附以各類限制條件,很可能使其失去僅有的可以利用的融資機會,最終導致企業難以為繼。并且由于經濟實力的巨大差距,加之買方市場的形成,中小企業沒有與大企業討價還價的能力,所以經常被迫接受大企業提出的禁轉約款,大企業為一己之便利,利用經濟上的優勢地位不正當的剝奪其交易對象的財產處分權才是經濟生活的真實狀態。[20]而以應收賬款作為擔保物融資本就是國家為了緩解中小企業抵質押貸款融資難問題而鼓勵中小企業用以融資方式之一,[21]故在并非必然增大風險的情況下增加限制條件難免有違國家制定政策的初衷。況且,若明確規定附有禁止讓與條款的應收賬款不能出質,對于那些急需資金改善經營狀況的企業來說,會想方設法隱瞞事實以獲得資金,對于此種情況,承認禁止讓與條款的效力不僅不會降低法律風險,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質權人的融資成本。質權人為了保障交易安全,需要盡最大的注意去審查原始合同,以確定是否存在禁止讓與條款,從而導致融資成本升高,同時也影響了應收賬款融資效率。對融資的限制妨礙了現金流通權,阻礙了信貸機構和受讓應收賬款的代理公司的工作效率,并且影響了國民經濟領域中所需要和要求的金融信貸的便捷。[22]

從前文梳理的國際公約及各國對于禁止讓與條款的態度可以看出,國際立法趨勢更側重于鼓勵融資當事人的積極性,促進金錢債權的自由流通。從利益衡量上說,與應收賬款質押融資能帶來的社會經濟效益相比,禁止讓與條款可能造成的損失應該說也許顯得微不足道。但是,即使在否定的前提下,也確有必要對應收賬款債務人和質權人之間相互沖突的利益加以平衡。否定禁止讓與條款的效力有效保護了質權人的利益,但是無疑會導致債務人的合同權利被侵犯,因此對于以附有禁止讓與條款的應收賬款出質給債務人造成損害的,應當通過合理的法律制度賦予債權人向出質人請求賠償的權利來彌補其受到的損害。債權人違反此項條款,依法應當向債務人承擔違約責任。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在法律規范上由債權人向債務人承擔責任即已足夠,若因此影響債權人與第三人之間簽訂的合同的效力,則未免過分。[23]綜上,我國應當允許附有禁止讓與條款的應收賬款出質,無需因為并非一定發生的風險而限制融資活動以及資金的流通。


三、是否應限制學校、醫院等事業單位應收賬款出質范圍


2015年央行公布《登記辦法》的修訂征求意見稿時坊間就曾有解讀意見認為,“詳細列出‘醫療、教育、旅游等服務’旨在將醫療收入、民辦學校學費/培訓收入、商業旅游景區/主題公園門票等性質的應收賬款納入應收賬款范圍。”[24]這一觀點在其措辭上使用“民辦”“商業”等詞語,顯然是有意避開了依靠國家財政性經費維持運轉的公立學校、醫院等公益事業單位。而此次修訂后的《登記辦法》正式確定了“提供醫療、教育、旅游等服務或勞務產生的債權”屬于可出質的應收賬款范圍,引人注目。鑒于條款中所使用的概念較為寬泛,其內涵外延尚待解釋,為此須對其作進一步分析。


鑒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殊性,大多數的學校、醫院等事業單位法人均是為了公益事業目的而從事文化、教育、衛生、體育、新聞等公益事業的單位,其特征是以公益為目的,而非以營利為目的。因此這些法人組織一般不參與商品生產和市場經營活動,雖然有時也能取得一定利益,但屬于輔助性質。[25]就其收費的具體情形來看,學校、醫院等公益單位的收費權種類可謂紛繁多樣,其中學校收費權包括學費、書雜費、住宿費等各類收費,醫院收費權則包括掛號費、住院費、治療費等等。在上述各項收費權中,哪些項目能夠設立質押,特別是以公益為目的的收費權能否質押,都是此次《登記辦法》修訂后留待思考的問題。


考察以往的立法和審判實踐,在對待公益事業單位的擔保資格及可供擔保財產方面,體現出的是較為謹慎和保守的立場。如《擔保法》第9條規定,“學校、幼兒園、醫院等以公益為目的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不得為保證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3條規定,“學校、幼兒園、醫院等以公益為目的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以其教育設施、醫療衛生設施和其他社會公益設施以外的財產為自身債務設定抵押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抵押有效”。若將上述兩條規定類推適用到應收賬款質押領域,大抵可作出如下理解:第一,事業單位及社會團體不得以自己享有的應收賬款對外進行擔保;第二,此類事業單位及社會團體能以其享有的非公益目的的應收賬款為自己融資。如果上述理解不錯的話,那么在筆者看來,以上做法尚有可斟酌之處。當然,首先應當肯定《擔保法》第9條所作規定的妥當性。學校、醫院此類以公益目的為社會提供服務的單位或團體,其自身運營的穩定性非常重要,若因其對外擔保行為導致身負債務而無法如常向社會公眾提供服務,必然會對民眾生活及社會穩定造成一定的影響。也正因為如此,實踐中法院對此行為的效力也往往傾向于作出否定。


筆者認為,就以公益為目的的事業單位及社會團體來說,不應限制其以自己享有的應收賬款融資的行為,理由如下。


第一,如前所述,立法者禁止以“教育設施、醫療衛生設施和其他社會公益設施”抵押食款的原因在于,一旦這些單位團體在無法償還到期債務時,這些設施會被強制拍賣或變賣以獲得價款。這無疑會對學校、醫院的運轉與經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進而會對民眾日常生活造成不便,甚而影響公共利益。但此類擔心其實似是而非,像收費權質押這類質押融資,質權人實現質權的方式既可以是拍賣變賣;也可以是代位收取應收款項,而后者的質權實現方式幾乎不會對出質人的正常經營行為造成影響。實踐中,完全可以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來予以解決,比如可以賦予銀行等放貸機構對此類公益單位賬戶資金進行監管的權利,從而盡量減少通過訴訟或者其他強執手段解決問題可能造成的社會震蕩。


第二,出質人的融資目的,在于將應收賬款出質為自己獲取資金,首要的追求當然是為了籌措到充裕的資金以促進自己事業的發展。對于學校、醫院這樣的公益單位來說,尤其如此。因此,只有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充分拓寬融資渠道,才有利于其在充足的資金支持下能夠更好的為社會公眾服務,教書育人、救死扶傷。雖然融資行為存在風險,而且公益單位一旦發生債務危機可能會直接影響到弱勢群體及社會公共利益,但是沒有必要因為可能存在的風險而放棄發展的機會。何況學校、醫院這類事業單位的經營狀況通常比較穩定,到期不能償還債務的風險遠低于其他經營性行業或私營企業。因此應當抱著開放的態度,放寬學校醫院等公益單位的融資渠道,才是更有利于公益單位發展的做法。


四、基建項目收益權質押存在的問題


修訂后的《登記辦法》在其應收賬款定義列舉部分明確了“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環境保護、市政工程等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項目收益權”(以下簡稱“基建項目收益權”),較之修訂前的“公路、橋梁、隧道、渡口等不動產收費權”的提法,不僅是概念有所變化,其外延也更加拓寬,但質押標的實質上還是基礎設施、基建項目等不動產的收益權,從這個意義上說,規范制定者意圖規制的對象并未發生實質性的變化。要討論的問題仍然是關于收費權或收益權的明確定義以及是否應該屬于應收賬款質押標的的范疇。


所謂收費權的概念自提出以來在學界一直飽受爭議。贊成將收費權質押納入應收賬款質押范圍的學者認為,收費權質押的方式不具有特殊性,可以包括在應收賬款質押之中。而持反對意見的學者則認為收費權質押與應收賬款質押從質押客體到質權實現的方式均不相同,不應是從屬關系,理應將收費權質押作為權利質押的一種單獨規定。[26]也有學者認為,雖然收費權在性質上不屬于應收賬款,但在目前情況下,以將之作為應收賬款的一種形態納入融資擔保體系,實屬無奈之舉。[27]

有意思的是,多年以來,規范制定者對于基建項目收益權(收費權)的關注重點并非像學者一樣集中在其是否應屬于應收賬款范疇的討論;而是表現在對于收費權范圍的不斷調整上。我國關于基建項目收費權質權的規定多見于行政規范性文件:1999年4月國務院在關于收費公路項目貸款擔保問題作出的批復中指出,公路收費權可以質押;隨后在2001年1月實施的《國務院關于實施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中,規范制定者提出了“基礎設施項目收費權或收益權”這一概念;同年8月,在國務院西部開發辦制定的《關于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的實施意見》中,收費權種類以列舉的方式細化為電網收益權、公路收費權、城市供水、供熱、公交、電信等城市基礎設施項目的收費權;最終在2007年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登記辦法》中將收費權解釋為“公路、橋梁、隧道、渡口等不動產收費權”;而在最新修訂的《登記辦法》中,這一概念又被調整為“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環境保護、市政工程等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項目收益權。”值得一提的是,在《物權法》制定當時,究竟要不要明確應收賬款的定義、要不要將基建項目收益權納入其中,立法者也是頗費思量:“公路、橋梁等收費權可以納入應收賬款,而且目前收費情況比較混亂,哪些收費權可以質押,哪些不能質押,還需要進一步理清,因此在這一條中規定‘應收賬款’即可,不必明確列出‘公路、橋梁等收費權’”。[28]立法者在匯報《物權法》草案修改情況時的這番話可謂道出了他們對于基建項目收益權(收費權)概念糾結又復雜的心情。


無論法律及規范性文件中對收費權的態度如何舉棋不定,實踐中的利用收費權(收益權)質押融資的需求量卻還是非常龐大的。一些基建項目如公路建設、電網建設等,所需資金量巨大,多數需要靠融資來解決,而這些基建項目通過收費獲得的資金通常也比較穩定,融資風險較低。因此在新的《登記辦法》出臺之前,已經有不少地方政府和建設工程的項目公司通過項目收益權(收費權)的質押方式向金融機構融資。只是礙于收益權并非法定概念,且在具體操作中沒有統一的質押登記機構,使得多數金融機構對于基建項目收益權的質押融資行為持謹慎保守的態度。修訂后的《登記辦法》無疑為基建項目收益權質押提供了明確的指引,但相關的爭議并未完全消弭。


應該說,究竟是使用“不動產收費權”還是“基建項目收益權”對于實踐來說沒有實質性差異,不必過多糾纏。從修訂后的《登記辦法》的表述來看,對于究竟何謂基建項目收益權,筆者認為是指收益權人通過對基礎設施或公共事業項目使用或經營而取得收益的權利。基建項目收益權質押則是收益權人以其享有的該權利出質獲得貸款的法律行為。出于便于規范及管理的角度考慮,將基建項目收益權納入應收賬款的范疇并無不妥,此舉值得稱道。但由于基建項目收益權自身具有特殊性,在規制過程中存在如下問題值得注意。


第一,實踐中基建項目或不動產收益權質押的批準登記機構紛繁復雜,與應收賬款質押所施行的統一登記制度尚存差異,有待對其進行進一步的整理與完善。在我國,基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特性,多數基建項目是由國家投資建設并享有所有權,而出質人僅享有經營權,因此可能會涉及行政審批等問題。從已經發布的各類法律文件中可以看出,一些屬于國家享有所有權的基建項目收益權在質押時需向不同政府部門提出申請獲得批準方可出質。例如,以公路、橋梁、隧道、渡口收費權出質的,需要以省級人民政府批準的收費文件作為收費權的權力證書,地市級以上交通主管部門為收費權質押的登記部門;[29]電費收益權需要在地市級以上計委進行登記。[30]顯然,目前對于基建項目收益權需在不同部門登記備案的規定與規范制定者希望建立統一的電子登記平臺的本意是有差距的。考慮到在國家所有制的前提下,基建項目收益權質押過程中確實存在需要行政審批、備案等與一般應收賬款債權質押不同的特性,基建項目收益權質押當中的“民行交叉”恐在所難免。惟愿相關行政部門能夠進一步簡化登記備案手續,適當簡政放權,盡快建立與擔保法律制度相適應相配套的審查備案體系。這不僅有利于基建項目收益權質押業務的發展,也符合權利質押登記制度的發展趨勢。


第二,基建項目收益權質權的實現方式存在特殊性,不宜采取拍賣、變賣等傳統動產質權實現方式。我國《物權法》中規定的權利質權的實現方式是質權人與出質人通過協商將質押標的折價,質權人可以就拍賣、變賣質押財產所得的價款優先受償。[31]但就基建項目收益權的實現方式而言,則不應僅限于變價及拍賣、變賣這一種方式。原因在于,基建項目收益權中會涉及到行政審批以及行政管理部門通過授予特許經營權的方式來賦予出質人收取費用的權利等情形,該種具有行政色彩的權利不便輕易轉讓與他人。因此對于基建項目收益權的實現來說,更適宜也更便捷的方式是由質權人直接通過控制出質人的賬戶以收取孳息沖抵或由出質人代位行使收益權。[32]我國的審判實踐中對于這樣的實現方法也是充分予以肯定的。在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第53號指導性案例中,法院就指出:“案中涉及的污水處理項目收益權附有一定之負擔,且其經營主體具有特定性,故依其性質亦不宜拍賣、變賣。”據此,[33]法院沒有支持原告將《特許經營權質押擔保協議》項下的質物予以拍賣、變賣并行使優先受償權的請求,而是出于保障市民用水安全的考慮,判令由擁有經營資質的當事人繼續經營管理污水處理項目并收取費用,原告則有權直接從當事人收取的污水處理服務費中行使優先受償權。可見,在司法實踐中,對于經營主體存在特定性的基建項目收益權,法院也認為直接從出質人收取的應收款中優先受償的方式比拍賣、變賣等方式更為可行。

綜上,基建項目收益權往往涉及特許經營權、行政審批等與一般應收賬款不同的問題,將其納入應收賬款質押中多是出于物權法定原則和統一登記便于管理的考慮。鑒于其在公示方式及實現方式上均具有特殊性,應當在規范制定過程中對上述問題予以重視,以促進基建項目收益權質押業務的良好發展。


五、結語


應收賬款質押自2007年被《物權法》正式規定為權利質權的一種并付諸實踐已有10年。在應收賬款融資業務快速發展的同時,實踐中不斷產生的新問題也彰顯出立法的不足與滯后。對于本文所討論的應收賬款質押標的的內涵和外延應當如何界定的問題便是其中之一。雖然此次中國人民銀行修訂《登記辦法》體現出規范制定者積極解決問題的態度,但從立法層級上來看,《登記辦法》依然屬于中國人民銀行為了更好地開展業務而制定的指導性文件,作為部門規章而言法律位階較低,缺乏足夠的權威性和更加寬廣的適用領域。筆者在提出上述意見和觀點的同時,更寄望于正在制定中的中國《民法典》,尤其是其中的物權編,在有關應收賬款質押的規范設計中,能夠順應國際潮流及現實經濟生活和審判實踐的需要,在不斷積累實踐經驗和嚴格論證的基礎上,做出更加科學和完善的規定。


作者:姚 偞

來源:中國法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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